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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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学界学术腐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然,我们便难以理解众多有良知的学术工作者何以喊出“学术打假”的口号,何以召唤人们要“学术自律”,又何以倡导人们要遵循“学术规范”。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已不仅仅是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要求,而且更是学术期刊编辑的一种学术自觉。

一、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理所当然地成为摆在学术期刊编辑面前的严峻课题和历史的必然的选择。这首先决定于目【论文查重】前中国学术界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现象。只要我们稍微留意,只要我们心存良知,我们便不难发现学术肌里内部已不再纯洁,学术自盗、学术他盗、抄袭剽窃、一稿多投、冒名顶替、挪用观点、注释投机、学术欺骗、粗制滥造、文字垃圾、买卖论著等畸型学术样态正在侵蚀着本就十分单薄、瘦弱的学术肌体。学术腐败已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时尚”,腐化堕落者已不再为抄袭、剽窃而面带愧色、心怀内疚,他们在保住了人的“面子”的同时却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人的尊严。面对他人的学术成果不是以“诚信”之心去学习、研读、借鉴,而是采取多种手段,心安理得地“拿来”据为己有;对自己的学术生命不是呵护、珍爱有加,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的百般蹂躏。一时间一些学术骗子横行不法、肆无忌惮地豪夺同行的、朋友的、集体的、同学的、上级的、下级的,甚至是国外的学术成果,使得弄虚作假等不良学术风气日趋浓厚。由此不难让我们推知,在学术做假者群体中,学术自尊已经受到伤害,学术道德已经趋于沦丧,学术规范已经遭遇尴尬,学术秩序已经面临紊乱,学术正气已经蒙受凌辱,学术研究已经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我们当然不能用如上的话语来描绘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状况,因为这样的描述有些危言耸听,有失公允。但是,如果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检讨与反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表述是应该引起学界极大关注的。那么,作为学术期刊编辑要开展学术打假,扼制学术腐败,仅仅停留在对学术研究状况的表层认识上还远远不够,还有必要深入挖掘学术腐败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也就是说,要努力找寻造成学术腐败的社会诱因和学术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只有这样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才可以打胜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学术腐败之所以产生并大有蔓延之势,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它已不是学术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全国有数千家学术期刊和出版社,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出版的专著、教材等难以计数。然而在这浮华的学术数字背后却蕴藏着相当复杂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学术研究所处的不良的外部环境、社会不良之风的浸染等都是酝酿并滋生学术腐败的肥沃的土壤。

第一,社会评估体系不完善。社会在评价学术主体的业绩时过分地强调数量而对质量的高低关注力度不够。在这种评判指标的作用之下,各行业、各部门都制定了相应的考核目标。每年一度的年终考核,相当多的单位都规定了相应数量的科研任务;在校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是本科生也被规定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公开发表论文多少篇(其中核心期刊多少篇),否则不予毕业论文答辩;职称评定则规定得更为详细,比如某省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就明确规定:本科专业课教师申报副教授,任讲师以来必须在同行专家认可的、较高档次的CN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科为独著,理工科限前2名)本专业论文6篇(理工科至少3篇为独著或第1作者)以上,其中至少有2篇发表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或本学科领域公认的权威性学术刊物上。正式出版本专业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译作(本人撰写1”万字以上);或参编省部级以上统编教材(本人撰写5万字以上)。副教授的正常申报尚且如此,更何况破格晋升副教授或晋升教授,其科研成果数量的要求就会更高。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数量,而是说更应该强调质量。

第二,学术上的大跃进心态。不顾学术工作者或单位的实际科研状况,人为地制定高标准的学术目标,规定不切实际的学术任务,大搞学术浮夸。学术研究的立项、进展、结题鉴定、学术成果的数量以及成果的表述等各个环节都过多地渗透了行政部门的干预。他们利用行政手段把科研成果的数量与学术主体的奖惩、荣誉、职务晋升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学术研究难以“独立”和“自治”,造成了官学不分。

第三,学术主体的功利心态。一些学术工作者因职称评定、金钱、荣誉等五花八门的利益的驱使而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或者干脆不叫学术研究而叫作论著的拼凑),缺乏学术研究的意识,功利心态太重。他们并不是为了学术而搞学术,并不是为了研究而搞研究。有些单位或部门为了局部的利益还积极参与到学术造假中去,为学术主体搞学术腐败提供便利条件。

在以上举例性的种种不良因素的诱惑和促使之下,一些文人心急火燎,便难以静下心来对自己的科研课题作出充分的论证,也不愿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搜集资料、了解学术前沿,更无心作深入的探究。这势必会催化学术腐败现象的产生。尤其是社会对数量的一味看重,带之而来的必然是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上公平合理,其实忽略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尤其是人文学科,-量化管理.虽有效地刺激了生产,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客观上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之路。”而抄袭、剽窃等现象也同样在所难免,而且抄袭、剽窃的手段与方法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巧妙,越来越隐蔽,更难被世人发现。就抄袭而言,晓声先生在其文章中转述了杨守建先生所归纳总结出的抄袭方法就达六种之多: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的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抢先发表法。学术欺骗行为也花样翻新,“主编”也便成了“主骗”,“合编”也便成了“合骗”,“新编”也便成了“新骗”,“编者”也便成了“骗者”,“第一主编”也便成了“第一主骗”,等等。

二、在编辑出版学术期刊的过程中,虽然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考虑,学术期刊编辑都必然要作出神圣而却是非常艰难的抉择,扛起学术打假、扼制学术腐败的这面大旗,但具体运作时在学术期刊编辑面前延伸的并不是阳关大道,而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不平的羊肠小路。也就是说,学术期刊编辑要提高学术自觉性,铲除学术腐败还要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困扰。

第一,学术期刊编辑的警示作用极其有限。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对学术成品进行加工和整理的人,并不具有公安、司法部门的强制权威,虽然有相关出版法规的支持,但对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因为警示作用很小而缺乏震慑力。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期刊编辑所采取的反腐手段也便失去其应有的效能,编辑的打假呼声也就显得极为苍白无力。#p#分页标题#e#

第二,社会压力过大。学术期刊编辑作为正常的人也处在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中,一旦发现学术腐败现象并示之于众时,便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有来自上级的,有来自党政领导部门的,有来自朋友的,有来自朋友的朋友的,有来自亲戚的,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像一张大网把编辑牢牢地粘住,想要挣脱实属不易。即便设法跳出,弄不好也会被撞击得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在精疲力竭的情境之下进行学术打假,其效果就必然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学术期刊编辑所面临的不良的外部环境有碍于扼制学术腐败能力的正常发挥。

第三,不良的学术批评氛围。不知从何时起,一本学术著作或一篇学术论文的出版和发表会产生让作者本人都难以预测到的“学术”效应。正面的褒扬多于负面的批判已成为当前学术批评的主流。学术批评出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不良现象。赞誉之声、歌颂之声、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并不时见于报端,这又助长了作者的浮躁心态,同时也刺激了本已变态的学术批评继续非正常生长。面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的所谓“学术成果”,有的人闭口不谈,眼不见为净;有的人干脆更是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甚的是,有的人还为这类作品呐喊助威。这样,开展学术打假,铲除学术腐败便失去了群众基础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援。我们知道,几年前商界出现了专职打假的王海,使得商界激起了千层浪,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学术界的专职从事打假的“王海”。虽然,陈平原、伍铁平、葛剑雄、曹树基、杨守建等先生(建安案:本人虽以这几位先生为例,但不代表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都不无担心中国学术界之世风日下,他们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把论文、专著作为匕首和投枪来开展学术打假,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学术研究肌体的痼疾,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喝彩,也没有形成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反对学术腐败的学术批评群体,而是处于散兵游勇状态,因此也便难以达到他们自己所期望或者说是他们所预设的目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我曾撰文批评学界之-世风日下.,除召唤学者的良知,更寄望于书评的扶正祛邪。现在看来,这种呼吁近乎一厢情愿。大量平庸、重复、胡乱拼凑的-论著.并未被驱逐,反而有日渐蔓延之势;至于连续揭露出来的抄袭事件,更让人寝食难安。后者因-人赃俱获.,很有戏剧性,容易吸引公众目光,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是前者,弥漫于空气中,很容易感觉到,却又无法一一验明正身。”正是这种“一厢情愿”,正是这种学术批评的不良氛围,使得这些学界的业余“王海”们显得身单力薄,成了孤家寡人。陈平原、伍铁平等先生是学界大家,他们尚且如此,作为芸芸众生的学术期刊编辑又能奈何于他?也就是说,学界缺乏团队精神,社会缺乏浓厚的反腐氛围,使得学术期刊编辑在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的过程中必将困难重重,历尽艰辛。

三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它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并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和心血,作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学术期刊编辑因其处在把关人的位置,所以在学术打假、反对学术腐败这一伟大事业中的作用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学术期刊编辑就处在前沿阵地,就站在学术打假的第一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编辑可以阻止假冒伪劣作品的发表,但也可以助纣为虐,对学术腐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是学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无论是为了学术主体本人,为了编辑自身的学术道德,为了学术期刊的建设,还是为了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抑还是为了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正气,学术期刊编辑都应该自觉地把反对学术腐败作为编辑出版工作的一部分,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认真地对待,想方设法扼制学术腐败,以净化、纯洁学术空气或学术环境。

第一,要树立反对学术腐败的意识,并努力铸就开展学术打假的学术勇气。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心中要时刻绷紧反腐打假的这根弦,在审阅处理学术稿件时,处处留心,多打几个问号,多提几个问题,多查阅相关资料,多核对参考文献。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向已经冲到学术打假第一线的前辈和其他学人学习,学习他们敢于开展学术打假,反对学术腐败的学术勇气,不怕得罪人,不怕关系网的困扰,不怕来自权势关系另一端的诋毁与打击。这【万方】样就可能会使假冒伪劣作品被铲除在期刊编排印刷之前,尽可能减少粗制滥造作品的发表。

第二,注重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学术自律。在审阅选择学术稿件时,应以质取文,不以人选文;应遵守工作纪律,不以文谋私;对任何作者的稿件都应一视同仁,不因是关系稿就珍爱有加,也不因是非关系稿就弃之不问。编辑要“自觉抑制权势、金钱、人情、职位、名誉等因素的压迫和诱惑,始终把学术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3]要加强学术自律,稿件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对待每一位作者、每一篇稿件。做到了这些,才不至于被那些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层次的稿件所迷惑而迷失方向,失去应有的判断能力;才不至于让那些鱼目混珠之作成为漏网之鱼,而在编辑的眼皮底下由编辑亲手加工整理并公开发表。

第三,既作专家又当杂家。畅引婷先生认为,因为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其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以物化的形态进行出版,而出版活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便是编辑活动的积极参与和编辑主体的严格把关。但就目前编辑状况的实际而言,编辑整体的综合素质与学术成果数量的急剧增长和质量的普遍提高不相适应。这实际上提示了当前出版界编辑(这里当然指学术期刊编辑)自身在学术素质上的不足和缺陷。因而,练就扎实的学术功底,拓宽广阔的学术视野,也就成为学术期刊编辑有效识别学术稿件,反对学术腐败的必然要求。学术期刊编辑应在本专业领域内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对本专业科研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能够洞察学术前沿,预料学术走势。同时,还应该广泛涉猎论著,多了解周边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努力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在面对一篇稿件时才能够辨其真伪,识别其优劣,从而作出中肯而科学的判断与评价,才不至于让有腐败嫌疑的作品流诸于世,危害四方,扰乱学术秩序,污染学术空气。

第四,严把审稿校读关,层层抑制学术腐败现象。学术论著的整体学术评价机制应向出版制度延伸,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应严格实行“三审”制和“三校一读”制,切实执行责任编辑制度,使发表的每一篇论文必须经过至少三个以上编辑(包括主编、副主编、审稿专家)的审阅,过目次数的绝对值至【论文检测】少在六遍以上。这样多人把关,层层堵截,不给学术腐败提供可乘之机,就必然会减少学术次品的产出量,扼制学术腐败的恶意滋生。#p#分页标题#e#

第五,利用期刊优势,开展舆论监督。对于业已发现的学术腐败现象,编辑可在统筹安排之下以适当方式予以曝光,加强传媒介入的力度,从而形成社会舆论监督机制,谴责、约束作者的不道德行为,使造假者、粗制滥造者、一稿多投者、抄袭剽窃者等失去展示腐化的阵地,迫使其丢掉做人的“面子”而找回学术的尊严。

第六,共同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单靠学术期刊编辑来净化学术氛围可能性不大,但学术期刊编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应和其他学人、作者、学术团体、党政部门等一道共同构筑科学的、完善的学术评估机制,严格遵循学术规范,维护学术自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地对待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健康地发展,使学术发展的表述呈正常样态,从而为每一位作者、每一位学术工作者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供一片纯净的学术空间。

综上所述,学术腐败现象在当下中国学界已经非常严重,因此维护学术自尊,扼制学术腐败已经成为学术期刊编辑的虽然是艰难的但却是神圣的选择。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期刊编辑有能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和广大学者一起共同扼制学术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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