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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扶贫了”还是“扶了贫”?——农村扶贫的理性再思考

来源:消费导刊2016年第6期 作者:尹超 时间:2016-07-22 11:00    阅读: 次  选择字号:T|T
中国是“扶贫了”还是“扶了贫”?
——农村扶贫的理性再思考
 
尹超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摘  要: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投入如此巨大,却收益不高,还埋藏诸多后患,表面上中国是扶贫了,但恰如其实地达到“扶贫了”吗?还是我们可以将其认知为“扶了贫”?那么,如果是“扶了贫”,情理上应该扶的中国的“贫”,该怎么扶,依然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事实上,国家的扶贫正处于转型过程,从“输血式”扶贫向“精准式”扶贫改革,但中国无论采用何种扶贫方式,从实质上都应回归于“自主式”扶贫,真正激发出自我创新活力。
关键词:中国;扶贫;理性
 
一、大数据喊话:中国“扶贫了”
关于扶贫问题,我国做出了巨大努力。所有数据都在论证中国“扶贫了”和中国对于扶贫的信心与决心。在2004年中国网的报道中这样表述:“到2004年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2.8%。”2014年,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按照年人均纯收入 1274 元的扶贫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0 年底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底的 2688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0.2% 下降到 2010 年的 2.8%。”随着《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下发,2015年政府发出号召;“今年有望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目标”,似乎扶贫成功之路不再遥远。
但扶贫事实只是意味着一个数字在减少吗?这个数字能代表贫困人口吗?贫困人口在减少,就是真的是我国的扶贫政策在发挥作用吗?所以,肯定中国是“扶贫了”确实言之过早。
 
二、理性在思考:中国“没扶贫”
(一)大数据无法证实扶贫成果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扶贫成就在于市场化的繁荣引力。从国家GDP总量来看,2007至2011年国家GDP总量增长14亿有余,从财政收入看,我国这五年来财政收入增长了近5万亿,这是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体现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村在发展,城市在进步,世界各国这些年几乎都处于经济上升的阶段,我国农村收入增长,是极尽合乎常理的。换句话说,没有战争、疾病等,即便我国没有扶贫政策,我国农村依然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从数据中得到我国扶贫的效果,毕竟农村本身,由于城市化与全球化,经济应当在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的今天日新月异,个体也在不断努力。可以看到的是,国民素质与竞争力都在提升,农村电的普及和信息化的今天,许多工程都得以日夜运转,许多人力都在日夜交替,减少了个体的情感交流时间,增加了个体的工作劳动时间。个体的努力、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等等都被忽略。我国扶贫的效果,实是将众多因素减去,是无法真实看出我国“扶贫了”。
(二)贫困标准难以界定
一方面,“贫困”空间界限不明。贫困界限远远不是人均收入能够清晰界定的。贫困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既受到统计数据的范围限制,也受到测量客体提供的数据真实性。学界曾有“排序的相对贫困”和“标准化的绝对贫困”测量公理,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曾试图通过对贫困的识别和加总,得出对贫困的绝对测量,P=H{I+(1-I)G}。度量贫困P是H(反映贫困人数)和I(反映总贫困缺口)和G(反映贫困线之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函数。但此函数科学性,受到限制假设颇多,基于每个人效用仅仅取决于他个人的收入,每个人的收入差距分离于其他人的收入之外,这些效用得失在技术上也存在可比性的困难等。通俗来讲,每个家庭可能人均收入是相等的,但是各个家庭状况不尽相同。有些家庭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担负诸多病残伤患、甚至担负诸多儿童求学。科学的测量能将贫困人口与收入差距统一比较,却无法将效用与假设完全从测量中分离。
另一方面,“贫困”时间变化难测。贫困人口的变化不仅空间难测,时间也难以测量,而测量的时间差却无法避免。许多家庭的生活转好后依然保持着扶贫时期的国家供给,也有贫困村在境况变好后国家依然为其提供资源与政策支持,这样的时间差,只能无限趋近于零,不断缩小,却不能消除避免。
 
三、事实胜雄辩:中国“扶了贫”
(一)彼此心理隔离
山西省河曲县某村庄中,两家庭比邻而居,旱地贫瘠,生活穷困,房屋破旧。在国家下达扶贫的公告后,该村有了低保指标,村支书依据多数人意见,指定给了两户中的其中一户,此后两户的生活境况大相径庭。一户依然如从前般落魄,另外一户则在村新区盖了新房,扩大了耕地,饲养的牲畜也增加了,生活境况有所好转。自此之后,对于低保指标的确定,大家也争执不休。如果说村庄的凝聚团结是一种“富有”,那么现在的村庄除了个别人的生活有所好转,但是整体而言更为“贫穷”。
(二)个体积极性低
河北省偏桥村得到温家宝总理在10年三次调访,得到了“变化是有,但不大”的评价之后,省内各单位都在竞相帮扶。扶贫资金多达上亿,却并没有使偏桥村的集体富裕,相反,输血式扶贫带动的旅游业、种养殖业都相继“黄了”,偏桥村陷入维护经费不足及村民致富无力的困境。
半月谈曾报道这样的一个村庄,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子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到100亩。当农民的“等、靠、要”思想遇到国家扶贫,再多资金与人才投入也是枉然。
(三)政权剥夺农村
如果基层政府不顾市场规律与行业技术,为了政绩强行扶贫,农村会更加贫瘠。湖北省十堰市政府推广特色种植都相继遭到破产,种藕过剩,藕价大跌最后无所得。政府号召特色养殖养猪,猪瘟盛行,没有防治最后也颗粒无收。农民的贫困反而更加贫困。
基层政府源源不断地生产“面子工程”、“马路经济”等,实则是对农村经济的虚耗与亏空。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曾播报,江苏省淮安盱眙县七星村作为当地的重点贫困村,在2010年村里花40万元建设10个温室大棚,用来种植反季节蔬菜。但是不到半年,大棚又是开裂、又是倾斜,满心期待的民心工程竟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如今村里又决定,再用50万元来修复这些大棚。
(四)生态损失严重
月亮山区是贵州省境内多县交汇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带,国家曾花费108万元“扶”一个只有两千多人的小小瑶山乡,几年之后的瑶山贫困依旧。支援的山羊养殖由于不会饲养被宰,调进的上万斤洋芋种被吃,国家投资修的蓄水池因连续三人淹死被认为不吉祥而废弃,不仅如此,花几百万修建的公路,却使原有森林被砍伐而露出石山。此外,对所谓“无工不富”的片面理解,也导致农民干了一些亏本买卖,使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国家对扶贫后的生态破坏,也没有进行考量与评价,村庄越扶越贫。
四、反思路在哪:中国“要扶贫”
首先,农村之贫,贫在人。当新的打工潮掀起,劳动力也不会固守农村。农村如今不仅仅缺乏人才,更缺乏人。耕地和生活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机会的留守儿童都到城镇读书。其次,农村之贫,贫在教育。如果大家都始终保持着“等、靠、要”思想,再多的扶贫,都只是杯水车薪,甚至起了“副作用”,摘掉贫困帽,没了低保指标,反而愿意放弃工作的惰性思维,也是农村贫困的原因所在。最后,农村之贫,贫在机会。这个机会是发展的机会,农村的封闭被城市化冲击,发展的机会集中于城镇,农村与外界交流的成本太高,这是机会不均等的累积结果。
中国的贫是旧疾,不能下猛药,更不能任由发展,见死不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此,中国的扶贫,虽然结果可能是“扶了贫”,但也要不断坚持,社会的幸福更是多数人的幸福。然而,扶贫不能“杀鸡”式取卵劫富,再“输血”式济贫,改造你没商量。可以是“精准”式扶贫,成败与否在于精准,但更应当是“自主”式扶贫。“自主”式扶贫,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客观规律,以社会力量为重心,非政府组织改善民众福利,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倡导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监督的经营模式,给以机会上的政策倾斜,多元参与,共同富裕。
 
六、结语
事实上,并不是大数据说了谎,也并非捏造事实,而是我们在探索“贫困”问题过于单薄,或许国家真的“扶了贫”。“扶贫”不是作人均收入的加法,也不是作贫困人口的减法,而是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有效增长。虽然扶贫工作,有不合“法理”之处,但却与“情理”之处不谋而合,就在于,我国是不是能实现精准扶贫,精准到方向、客体与力度,更应当倡导“自主”式扶贫,且这直接关系到,我国这一次,究竟是“扶贫了”,还是“扶了贫”。
 
参考文献
[1][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商务印书馆,1997
[2]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2010(5)
[3]方劲.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及其治理[J].社会建设,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