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导刊

中国是“扶贫了”还是“扶了贫”？
——农村扶贫的理性再思考
 
尹超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摘  要：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投入如此巨大，却收益不高，还埋藏诸多后患，表面上中国是扶贫了，但恰如其实地达到“扶贫了”吗？还是我们可以将其认知为“扶了贫”？那么，如果是“扶了贫”，情理上应该扶的中国的“贫”，该怎么扶，依然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事实上，国家的扶贫正处于转型过程，从“输血式”扶贫向“精准式”扶贫改革，但中国无论采用何种扶贫方式，从实质上都应回归于“自主式”扶贫，真正激发出自我创新活力。
关键词：中国；扶贫；理性
 
一、大数据喊话：中国“扶贫了”
关于扶贫问题，我国做出了巨大努力。所有数据都在论证中国“扶贫了”和中国对于扶贫的信心与决心。在2004年中国网的报道中这样表述：“到2004年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2.8%。”2014年，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按照年人均纯收入 1274 元的扶贫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00 年底的 9422 万人减少到 2010 年底的 2688 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10.2% 下降到 2010 年的 2.8%。”随着《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下发，2015年政府发出号召；“今年有望再完成减贫1000万人目标”，似乎扶贫成功之路不再遥远。
但扶贫事实只是意味着一个数字在减少吗？这个数字能代表贫困人口吗？贫困人口在减少，就是真的是我国的扶贫政策在发挥作用吗？所以，肯定中国是“扶贫了”确实言之过早。
 
二、理性在思考：中国“没扶贫”
（一）大数据无法证实扶贫成果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扶贫成就在于市场化的繁荣引力。从国家GDP总量来看，2007至2011年国家GDP总量增长14亿有余，从财政收入看，我国这五年来财政收入增长了近5万亿，这是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体现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村在发展，城市在进步，世界各国这些年几乎都处于经济上升的阶段，我国农村收入增长，是极尽合乎常理的。换句话说，没有战争、疾病等，即便我国没有扶贫政策，我国农村依然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从数据中得到我国扶贫的效果，毕竟农村本身，由于城市化与全球化，经济应当在增长。
另一方面，国家的今天日新月异，个体也在不断努力。可以看到的是，国民素质与竞争力都在提升，农村电的普及和信息化的今天，许多工程都得以日夜运转，许多人力都在日夜交替，减少了个体的情感交流时间，增加了个体的工作劳动时间。个体的努力、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等等都被忽略。我国扶贫的效果，实是将众多因素减去，是无法真实看出我国“扶贫了”。
（二）贫困标准难以界定
一方面，“贫困”空间界限不明。贫困界限远远不是人均收入能够清晰界定的。贫困有绝对贫困，也有相对贫困，既受到统计数据的范围限制，也受到测量客体提供的数据真实性。学界曾有“排序的相对贫困”和“标准化的绝对贫困”测量公理，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曾试图通过对贫困的识别和加总，得出对贫困的绝对测量，Ｐ＝Ｈ｛Ｉ+（１－Ｉ）Ｇ｝。度量贫困Ｐ是Ｈ（反映贫困人数）和Ｉ（反映总贫困缺口）和Ｇ（反映贫困线之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函数。但此函数科学性，受到限制假设颇多，基于每个人效用仅仅取决于他个人的收入，每个人的收入差距分离于其他人的收入之外，这些效用得失在技术上也存在可比性的困难等。通俗来讲，每个家庭可能人均收入是相等的，但是各个家庭状况不尽相同。有些家庭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担负诸多病残伤患、甚至担负诸多儿童求学。科学的测量能将贫困人口与收入差距统一比较，却无法将效用与假设完全从测量中分离。
另一方面，“贫困”时间变化难测。贫困人口的变化不仅空间难测，时间也难以测量，而测量的时间差却无法避免。许多家庭的生活转好后依然保持着扶贫时期的国家供给，也有贫困村在境况变好后国家依然为其提供资源与政策支持，这样的时间差，只能无限趋近于零，不断缩小，却不能消除避免。
 
三、事实胜雄辩：中国“扶了贫”
（一）彼此心理隔离
山西省河曲县某村庄中，两家庭比邻而居，旱地贫瘠，生活穷困，房屋破旧。在国家下达扶贫的公告后，该村有了低保指标，村支书依据多数人意见，指定给了两户中的其中一户，此后两户的生活境况大相径庭。一户依然如从前般落魄，另外一户则在村新区盖了新房，扩大了耕地，饲养的牲畜也增加了，生活境况有所好转。自此之后，对于低保指标的确定，大家也争执不休。如果说村庄的凝聚团结是一种“富有”，那么现在的村庄除了个别人的生活有所好转，但是整体而言更为“贫穷”。
（二）个体积极性低
河北省偏桥村得到温家宝总理在10年三次调访，得到了“变化是有，但不大”的评价之后，省内各单位都在竞相帮扶。扶贫资金多达上亿，却并没有使偏桥村的集体富裕，相反，输血式扶贫带动的旅游业、种养殖业都相继“黄了”，偏桥村陷入维护经费不足及村民致富无力的困境。
半月谈曾报道这样的一个村庄，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子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到100亩。当农民的“等、靠、要”思想遇到国家扶贫，再多资金与人才投入也是枉然。
（三）政权剥夺农村
如果基层政府不顾市场规律与行业技术，为了政绩强行扶贫，农村会更加贫瘠。湖北省十堰市政府推广特色种植都相继遭到破产，种藕过剩，藕价大跌最后无所得。政府号召特色养殖养猪，猪瘟盛行，没有防治最后也颗粒无收。农民的贫困反而更加贫困。
基层政府源源不断地生产“面子工程”、“马路经济”等，实则是对农村经济的虚耗与亏空。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曾播报，江苏省淮安盱眙县七星村作为当地的重点贫困村，在2010年村里花40万元建设10个温室大棚，用来种植反季节蔬菜。但是不到半年，大棚又是开裂、又是倾斜，满心期待的民心工程竟变成了“豆腐渣”工程。如今村里又决定，再用50万元来修复这些大棚。
（四）生态损失严重
月亮山区是贵州省境内多县交汇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带，国家曾花费108万元“扶”一个只有两千多人的小小瑶山乡，几年之后的瑶山贫困依旧。支援的山羊养殖由于不会饲养被宰，调进的上万斤洋芋种被吃，国家投资修的蓄水池因连续三人淹死被认为不吉祥而废弃，不仅如此，花几百万修建的公路，却使原有森林被砍伐而露出石山。此外，对所谓“无工不富”的片面理解，也导致农民干了一些亏本买卖，使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国家对扶贫后的生态破坏，也没有进行考量与评价，村庄越扶越贫。
四、反思路在哪：中国“要扶贫”
首先，农村之贫，贫在人。当新的打工潮掀起，劳动力也不会固守农村。农村如今不仅仅缺乏人才，更缺乏人。耕地和生活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机会的留守儿童都到城镇读书。其次，农村之贫，贫在教育。如果大家都始终保持着“等、靠、要”思想，再多的扶贫，都只是杯水车薪，甚至起了“副作用”，摘掉贫困帽，没了低保指标，反而愿意放弃工作的惰性思维，也是农村贫困的原因所在。最后，农村之贫，贫在机会。这个机会是发展的机会，农村的封闭被城市化冲击，发展的机会集中于城镇，农村与外界交流的成本太高，这是机会不均等的累积结果。
中国的贫是旧疾，不能下猛药，更不能任由发展，见死不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此，中国的扶贫，虽然结果可能是“扶了贫”，但也要不断坚持，社会的幸福更是多数人的幸福。然而，扶贫不能“杀鸡”式取卵劫富，再“输血”式济贫，改造你没商量。可以是“精准”式扶贫，成败与否在于精准，但更应当是“自主”式扶贫。“自主”式扶贫，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客观规律，以社会力量为重心，非政府组织改善民众福利，以乡镇企业为载体，倡导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监督的经营模式，给以机会上的政策倾斜，多元参与，共同富裕。
 
六、结语
事实上，并不是大数据说了谎，也并非捏造事实，而是我们在探索“贫困”问题过于单薄，或许国家真的“扶了贫”。“扶贫”不是作人均收入的加法，也不是作贫困人口的减法，而是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有效增长。虽然扶贫工作，有不合“法理”之处，但却与“情理”之处不谋而合，就在于，我国是不是能实现精准扶贫，精准到方向、客体与力度，更应当倡导“自主”式扶贫，且这直接关系到，我国这一次，究竟是“扶贫了”，还是“扶了贫”。
 
参考文献
[1][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商务印书馆，1997
[2]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2010（5）
[3]方劲.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及其治理[J].社会建设，2014（11）